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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药学在中华文明宝库中的历史
作者:desxins1384 时间:2016-5-14 15:17:4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建设“健康中国”,积极推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目标要求。中医药和民族医药都是中华文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既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不断前进,又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藏医药是中华民族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深刻认识藏医药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发挥藏医药学的重要作用,加快藏医药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藏医药学的早期探索和运用,为青藏高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健康保证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藏医学的起源和发展正是如此。

历史清楚地记载着下列事实:

(1)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们对人的肉体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探索。人类医学知识的积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是同时进行的。这是人类史、医学史研究中的共识。

(2)多年来,考古界以昌都卡若遗址发掘为代表,先后在聂拉木、定日、申扎、墨脱和青海、四川、云南藏区的考古研究中,发掘出远在新石器时代,与我们的古代先祖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大量历史遗存。其中卡若遗址发掘的有:圆形、方形、长方形草泥房、石砌房遗址29处;灶穴4处;石器文物7978件,骨器368件;骨器中的骨针,最小的仅有24毫米,针眼完好无损(《西藏通史》第14页)。这说明,古代先祖修建房屋以抵御自然界的风霜雨雪,熟知用火以提高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制作石器骨器以方便生产、维护健康。

(3)西藏最早的苯教传说与文献记载,远古的苯教祖师辛饶米沃制定了苯教的五大明(工巧明、声明、医方明、外明和内明),主要著作有:《十万疾病黑》、《除病诊断十万花》、《十万药全胜白》、《蓝天本十万心》等,并传给了“八大仙人”,创立了系统的藏医学体系(蔡景峰《藏医学通史》第21-25页)。

(4)西藏传统唐卡《雪域原始苯教祖师辛饶米沃》,祖师居中,八仙相拥,共同沟通天地和无数药物;在《生命树》唐卡中,则用树木的根、干、枝、叶表达人体功能和疾病变化,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念和思想。

(5)到吐蕃时期,以玉妥·云丹贡布为代表的藏医九圣,以《四部医典》为代表的藏医经典,提出了系统的藏医理论。即维持人体健康的三大因素:隆、赤巴、培根,五源:水、土、火、风、空;构成人体的七种物质:乳糜、血、肉、脂、骨、精、髓;三种排泄物:粪便、尿、汗;由无明而产生的贪、嗔、痴,三毒致病;人生产、生命活动的六个季节:初春、后春、夏、秋、初冬、后冬。这三大因素、七种物质、三种废物和三种致病因素平衡失调,所导致的424种疾病和人生命的25种状态,都生动、具体地体现了天人合一、心身合一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应相通的理念和思想。

早期藏医药学的这些内容和传说,与中医药学的历史与基本理论,与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医学的许多认识,都是相通的。

对人类早期文明中的这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了深刻分析。他们从“人猿相揖别”开始,在《〈博士论文〉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纲》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先后明确提出了四个重要判断:一是“精神和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神医”;二是“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三是“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四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对“人的肉体组织”、对“人本身”和人的生命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作了分析,他把语言和劳动与“人的肉体”、“脑髓”、“感觉器官”、“听觉器官”、“人的意识”、“抽象能力”、“推理能力”等,统称为产生人类社会的“新的因素”,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力的推动力”和“更确定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生命科学的这个重要思想深刻说明,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精神活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以维护人的生命,以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为主题的中医学、藏医学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与人的生产、劳动融为一体,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在世界范围内,据我国西晋《通典》、《后汉书》记载和美籍华人段纪宪等研究,第一次有记录的人口统计,是在公元前2200多年古老中国的夏禹时期,“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那次“数万民”的人口数为1350万。到汉代,为5960多万;到唐代开元14年,为12000万人口,从那时至今,我国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大面积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使人类的生产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我们的先祖在青藏高原,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这与藏医药所发挥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二、藏医药学的丰厚积累,熔铸了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根本

以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肉体、人的器官组织、人的生命重要意义的分析,同样适用于西方古代医学。但是很可惜,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承发展,到了亚历山大时期,“整个文化起了巨大变化”,“希腊古文明在世界中失去了文化上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西方医学史专家,卡斯蒂·廖尼所著《医学史》,程之范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1页),“可能由于亚历山大城的政治情况,使王国衰落以至最终使王国颠覆的事件,使亚历山大医学迅速衰落”,“从而使医学走向教条主义的死胡同”。(同上144页)。

相反,中医药学和藏医药学却不同。自中医药和藏医药学体系形成至今,无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都既坚持根本又不断与时俱进;它的丰厚积累,浸透着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首先,历朝历代,东西南北,都有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之献身。据李经纬教授主编的《中医人物词典》收录,从古至上世纪中叶,对中医发展做出卓著贡献的历史人物就有6200余人,马伯英教授在专著《中医文化史》进一步选出的代表人物也有490人。蔡景峰教授撰著的《藏医学通史》等著作对藏医学从远古先民到吐蕃王朝,萨迦和帕摩竹王朝,甘丹颇章时期,以及新中国藏医药学的发展作出卓著贡献的历史人物,如藏医九圣、玉妥·云丹贡布、第司·桑吉嘉措和当代钦绕诺布、强巴赤列、措如·次郎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书中引述的第司·桑吉嘉措所著的《藏医史》(1703年),仅“名医颂”一段,就列举了包括释迦牟尼、耆婆在内的数十名与藏医相关的重要人物。

同时,藏医经典浩如烟海。由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所著、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奠基之作《四部医典》,共分四部,174章,对人体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治疗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藏医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所著的《晶珠本草》,共收集药物2294种,分13类,药材1176种,是对藏药的系统总结,所记载的许多药物,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高原特色,其地位与中医学《本草纲目》一样,都是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瑰宝。

在藏医学的发展里程中,还创办了别具特色的教育传承制度和医德规范。《四部医典》的作者宇妥宁玛·云丹贡布55岁时,在工布曼隆创建了别具特色的医学寺院,培养了300多名医学人才。他还规定了相似于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医师、医士的不同医学学位,对学生的基础学习内容、知识水平拟定了所应达到的标准,对藏医医德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必须摒弃私欲、吝啬、狡诈,做一名对病人有益的医生,做一名高尚的神医,以悲悯爱护乞讨者,舍弃骑马乘骡,疾走为病人之奴,不以人命做试验,承认自己不懂”,等等。(《西藏通史》150页)

不仅这些,更重要的,藏医药学的医道、医理,如“整体观念”、“辨证施治”,藏医药学的医方医术,如饮食、起居、药物、外治等,均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基因与根本。可以说,藏医药学与中华文明中的儒、释、道各方面的联系,犹如一整块钢铁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与以“群经之首”《易经》为代表的宇宙观、世界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自然观、道德观,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人生观、生命观相互呼应,都是中华文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交流互鉴,是藏医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鲜明特征

首先是藏医学与祖国内地中医药学的交流。据史书记载,早在隋唐时期,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物质、文化交流已经十分频繁,到吐蕃王朝形成高潮。在公元641年,唐蕃联姻,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带入了大批中医著述和医疗器械。有治疗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有诊断法五种,有医疗器械六种。所带入的医书被及时翻译成藏文《医学大全》,广泛流传(《吐蕃王朝世录明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进藏,再次携带大批中医典籍。随行中医师和藏译师据此编著成《月王药诊》,详细介绍了生理、病理、治疗法及329种药物知识,对天花、炭疽、雪盲、绦虫病、白内障等病均有详细记载,并记录了导尿、灌肠、放血、火灸及金针拨障术等医术。(陈道瑾·藏医史概述·江苏中医杂志·1987)

期间,还有新疆名医比吉·赞巴希拉进藏,带去了所著的十余种医书,并总结撰著了《黄色比吉经函》。同时,吐蕃王朝还以重金礼聘汉医、于阗医、天竺医合著医书,统称为《紫色王室保健经函》。

与此同时,西藏的著名医家也到内地五台山、四川、云南等地交流学习。这种交流始终没有中断,到十七世纪初,所形成的《番汉蒙药名对照表》,几乎成为当时藏医随身必备之书。

藏医学与印度医学的交流同样源远流长。史料记载,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曾先后三次经尼泊尔到印度学医,历时9年零8个月。先后拜访了121位大师学习,结合祖国内地的医学著作和知识,为《四部医典》的撰著奠定了基础。9世纪中叶,著名的佛教僧人阿底峡尊者,受古格邀请入藏,带来了印度吠陀医学的重要医著《八支心要集》及注释本《月光》,进一步丰富了藏医药学知识。

从史料看,藏医在发展过程中,与祖国内地医学、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都有广泛持久的相互交流。藏医学几乎吸收了当时世界上各民族传统医学各方面最先进的知识,加以消化吸收,形成既坚持中华文明文化的根本和基因,又有鲜明高原特色的生命科学,堪称祖国医学的瑰宝。从古至今,藏医学对蒙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这种不同学术体系的交流互鉴,提高了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整体水平,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同时,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四、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为藏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回顾藏医药的历史,我们明显看到,藏医药的发展与西藏的历史和藏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祖国大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吐蕃时期,全藏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对外交往频繁,产生了成熟、完备的藏医学体系。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医学典籍,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藏医学的治法、治则涵盖了人类医学的方方面面。藏医学的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初叶,以1689年编写《四部医典蓝琉璃》,1704年桑吉嘉措召集画工精心绘制79幅彩色医学挂图,1735年帝玛·丹增彭措撰著《晶珠本草》为标志。藏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发展到了很高水平。

但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 西藏地区和祖国大家庭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外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分裂势力渗透破坏;广大农牧民和农奴深受封建农奴制和“三大领主”的剥削和压迫,物质生活异常贫困, 甚至连起码的卫生条件也无从谈起。藏医药事业急剧衰落,医疗机构、医师、药工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藏医药事业的发展。历史悠久的藏医药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先后制定颁布了保护发展民族医药、藏医药的法规和条例。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民族医药高等院校——西藏藏医学院,西藏和其它藏区各地、市、县,先后建立了藏医院,设置了藏医科,开办了藏药厂。藏医药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成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为广大群众健康服务的重要事业。

盛世修典。近年来,我国藏医药文献整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例如,2012年,迄今规模最大的藏医药文献编纂工程《藏医药大典》出版发行,全书60卷,6000万字,分为藏医学史、古代医籍、四部医典、临床医著、药物识别、药物方剂、药材炮制、仪轨颂词等8大总义78章492节,收录了638部藏医药经典古籍和近现代代表性论著,涵盖了藏医药学从理论到实践几乎所有的内容,时间跨越从公元前七世纪至今2900多年的历史,是对藏医药学理论实践和历史成就的一次全面系统的集成。西藏藏医学院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出版了《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共计30卷、2700万字。收录了100余部珍贵藏医药学及天文历算古籍手抄本,内容涉及藏医药学历史、基础理论、药物药理、临床经验、药物方剂、炮制工艺及天文历算等各个方面。

藏医药学除在西藏发挥重要作用外,在全国和世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先后召开了多次国际藏医药研讨会,在藏区形成了完备有效的藏医药服务体系、科研体系,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藏药企业,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许多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

去年9月,在拉萨召开的藏博会五省区藏医药论坛上,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讲话,把藏医药明确定位为“重要的基本医疗资源、重要的特色经济资源、重要的创新科技资源、重要的优秀文化资源、重要的高原生态资源”。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藏医药的发展规划了新的宏伟蓝图,古老的藏医药事业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创新发展的春天。

(注:此稿为作者2015年11月在西藏民族大学“一带一路——环喜马拉雅经济带论坛”的发言,并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研究所罗辉研究员指导、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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