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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文工作的现代性视野和思路
作者:danzhijie741 时间:2015-11-27 23:37:07

藏语文工作的现代性视野和思路

 

一、文字的科学性和法定性

  众所周知,世界上现代大多语言文字早已进入现代化语文的行列,也有诸多民族的文字因为跟口语脱节而进入人类文化学研究的范畴。要评判一种文字是否具有足够的现代性,即以科学性为文字的效用保障,以大众性为文字的法定保障,方才是一个文字现代与否的判断标准。

简言之,文字的科学性和法定性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构成相互有机辩证的关系,科学的文字体系才能长久保证文字的法定性抑或人民大众的认可度。而文字的法定性又从社会角度对文字的科学性予以了强力的保障,从而使得文字的科学性不被一地一时的权力和信仰所颠覆。

文字的科学性和法定性也有着相互规定和能动的作用。文字在被社会大众作为正统文化的符号后,文字具有了一种超越地方和民族的神圣性,不管文字的字体效果如何,在培养了一批特定文字的熟练使用者,尤其是社会精英之后,文字的各种视觉特征也就有有了整齐划一的要求。此时的文字从创制时期的个人文字走向社会大众,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其文字义理和外形,拼读和解释都具有了社会法定性的要求,任何个人就不得随意篡改文字体系和形制了。而文字的法定化和固定化又使得文字在语言的时代变迁中随着语音的变化出现文言不一的矛盾。

 

 二、拼音文字的优势和劣势

   拼音文字的内在矛盾--------拼音的“历史”原则和“表音”原则

 

很多拼音文字就陷入要么传承历史拼写方式,要么适应当时社会发音的两难境地,这其实就是文字的科学性和法定性的内在矛盾,也是众多表音文字挥之不去的噩梦,相比之下,一些象形文字或拼形文字如汉字或圣体字就没有这种矛盾。现代英语虽然通行世界,但其拼读和拼写已经相差千里,本来的拼音文字早已成为古董拼音。而一些拼音文字也随着语音的变迁进行着多次迎合时代的正字厘定活动。如法语和波兰语就曾多次进行迎合地方口语或现代口语的拼音改革,这些改革从本质上属于改良活动,与换用文字体系有着本质不同。但改良后的文字又存在着两个大难题,首先是与历史文献有了隔阂,导致众多历史文献成为古董。所以,拼音文字的改良活动成为一种没有回头路的绝路,莎士比亚时的中古英文和现代英文已经有着众多区别,现代英文虽然坚守着古代英语的文字传统,但其守护的英文其实已经和古代英文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说,英文拼读的保留意义并不是很大。

  拼音文字的这种内在矛盾通俗点讲,就是要遵照书面还是口语的问题。书面语可以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性,而口语却时常跟着时代和地域在变化。自欧洲社会进入文艺复兴以来,各个欧洲民族国家都兴起了民族文字的需求,作为同属拉丁文体系的各个民族方言,既然选择了各自民族文字的发展道路,就不用照顾到与拉丁文字的传承关系。所以说,欧洲各国文字除了继承了拉丁字母以外,对拉丁文字体系的使用和规定都各有特点,鲜有雷同。

 

  三、法定性的两大来源---面向历史的认同、面向社会的效用

 而随着进入现代性社会以来,以资产阶级立国的欧洲列强崛起为标志,各国文字都在一定程度上从全民共有的法定性入手,对各自文字体系进行了大众口语化的改造。像英语首先是确立了韦氏字典为权威的拼写模式,又用国际音标弥补了英语不能有效拼读的缺陷。在英国本土,英语的教学也和国际音标紧密联系,很像汉字的情况。而日本在进入近代化以来,从大化革新开始就确立了片假名的法定地位,使得平民百姓通过掌握百十个音节符号就能基本脱盲。其最早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和文字体系的有效简化使得日本在民治维新这一关键历史时刻,通过举国大量的脱盲劳动力有力扭转了近代日本的历史进化路程,从而踏上了现代社会之列。

最为可惜的是韩国,在古代韩国虽然就已经退出了简单有效的彦文改革,但韩国传统社会上层始终将彦文这一拼音文字作为戏子一类所学的末等文字加以鄙视,没有能够在进入近代化社会的关键时期,推行有力的法定运动。当然文字不能承担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潮和变迁,全民义务教育制度是很多社会进入现代化门槛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字的科学性能够保证义务教育的教育成效和现代文化知识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文字作为文化的具体承载“物质”或“器物”,有着与其他文化符号非同一般的历史作用和教育成效。

 

   四、文字的社会效果----文字教育的改良、政府推行的官话、文言一致的语体

     以中国为例----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汉字改革运动的启示

 

  在现代性社会推行的文字,一般都经历过这几个阶段,或者是这三个方面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相继出现,彼此推进并相互包含。汉字的改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清末开始,一代代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教育的大众化和西学的引进作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开始是传教士为了克服汉字的难学问题,内部创制的拼音方案,针对国内各个汉语方言退出了几套拉丁拼音用来学习汉语。后来,知识分子对这些方案进行了改良和推广,用速记符号标记的传音快字成为标志。民国时期,为了汉字教学,又大力推行注音符号(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和雏形),但终究因为没有统一的官话保证和动荡时局而没能推行下去。随着五四运动,围绕汉字和汉语展开了一场白话文运动和拼音文字运动。其中走的最远的是赵元任先生的《通字方案》,将闽南语、粤语、官话、吴语能方言在对照汉字时最古老的语音特征作为正字符号予以保留,求异从同,将几个方言的突出特征合到一起,简称吴语声母、官话元音、粤语韵尾、国语四声。其方案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也最大程度地归纳了汉字的表音性质,并容纳众多方言为一体,将历史和现代应用融为一炉,但其方案没有赢得国人更多的法定性支持而流产。

  虽然拼音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作为文字教育用的注音文字培养了众多知识分子和脱盲的劳动分子,使得注音文字通过其快捷的教育成效取得了大众的法定性认可。而白话文运动的持续推进,也使得文言一致深入人心,成为国语运动的温床。通过引进标点符号,使得白话文的口语语体性质更加明显,从而兴起大众文学和口语文学阶段。众多社会思潮便有效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民国时期兴起的国语运动,也汇合白话文运动,成为整个社会知识分子的时代风向。民国教育部长邀请赵元任担任大学校长时,其生活化的一句“干不了,谢谢”成为整个时代知识分子追求境界。民国后期推行的国语偏重于官话和南方古汉语直系方言的折中方案,而建国以来推行的普通话从汉语的现实语音出发,提出了北方话的社会优势方案,进一步奠定了汉语规范化的基础。汉语规范化的形成,不仅有着近代以来南北政治话语权的争锋和汉语方言的实际分布基础,更多的也是依赖汉字表形文字的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农村建设走出来的共产党首届领导集体对文字的简易有着更深的政治觉悟和经验领悟。为了迅速推进四个现代化,本着农民快速扫盲的目的,也为了标榜新生的社会主义“为民做主”的政治纲领,立马上台分批次弄了几次改革规划。但改革活动对民国时期的理论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毛泽东本人的民族情结和世界情怀以及对“无产阶级农民”的感情因素使然,使得文字改革方案始终未能进行详尽的研究筹划,而退出的文字方案大多因为对汉字本体特征的研究不足而不了了之。虽然做不到汉字的科学性,就该换思路,将文字改革降到了汉字的简易性。这一思路虽然未能根本解决汉字的落后问题,利用毛的社会威信和政府的简易化纲领,新汉字(简化字)的教学成果和社会效果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汉字的简化运动最后因为毛的去世和简易化思路的穷途末路最终引起社会不适。但留下了两千简化字,三千常用字,四千通用字的宝贵教育遗产,随后的继任者将这一问题从法律上就一直搁置了下来。毛的文字改革毁誉参半,不可否认其简易化运动有很大社会效果,但其科学性并未有所体现,更为严重的是简体字将传统汉字的历史法定性隔断了。而拼音方案将汉字的落后性留给了社会,从而让社会教育成本并未有太大的改善和提升。

  总的来说,汉语文改革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也是划时代的。虽然汉字的科学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其简易化思路有着巨大的社会效果,成为汉字能够进入现代性社会门槛的一张硬通货(王牌)。其效用性成为汉字法定性的又一根据,统一的普通话、快捷的拼音方案,好写的简体字,通融口语白话的语体和通行世界的标点符号,标志着汉语文成为一门现代性、国际性语文毫不为过。

  

   五、藏语文的科学性和法定性启示

         ----藏文的超方言意义和超历史意义

 

  藏文作为我国藏民族的法定文字已经通行一千多年了,藏语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厘定活动,这些都是在当时地方政权的主导下,由政府和藏族庞大的译经师合作,简言之,是政府行政和精英学者合作共同完成的。藏文文献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中国民族文字的浩瀚历史中留下了非常鲜明的标志特征,即现代藏族学生可以通过基本的拼音学习和稍微的文言训练即可通读赞普时期的碑文铭刻,这是诸多民族文字中绝无仅有的。藏文的这种稳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代使得藏族洋洋十明文化博大精深,延绵不绝,从而保证了藏族众多佛学家对佛教义理能够进行接力式的学术沉淀,也使得藏传佛教在整个世界的佛教发展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总而言之,浩瀚的藏族文明离不开藏文的科学性保障和法定性保障,从而使得藏文在世界文字丛林中有了独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藏文的科学性体现在藏文对藏语的有效适应上。藏文创制者在考虑藏文形制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藏语的表达需求。藏文区别于梵文的重要一点就是屯米桑步扎规定了拼音文字除了表达线性音素的需求外,还为藏语的前缀复辅音和后缀复辅音安排了横向文字的组织规则,将梵文的竖向规则同藏语语音的横向规则有机结合,这正“坛城体”的安排不仅有着文字视觉上的优势,而且在以后的历史实践中也发挥了超拼音的历史性法定功能。

  随着藏语在十三世纪开始的单音节化发展,很多吐蕃时期的藏语语音体系有了系统变迁。藏语的前缀复辅音开始弱化,而复辅音中下加字和基础字的语音合流是最明显的语言变迁。初次之外,元音和后加字的关系更加密切,原有的复辅音变为一个结构紧张稳定的韵母,使得藏语方言发生了很多方言分歧,主要在于原有的复辅音语言转向音节型语言,从而使得五个元音和十个后加字的紧密结构容不下所有韵尾的音位体系。要么简化,要么分化,从而导致声调和双音节词的发展,语法上从单词内部的屈折逐渐变为单词后面的分析式助词结构,语尾系统变得发达了。

  但旧有的藏文仍能够通过藏文拼读的解释和转换,对语音的发展作出符合时宜的新解释和新发音。而原有的一些语音特征虽然在口语中弱化和消失,但这些多余的拼写成分变成一种文字上的区别符号。历史上的语音特征成为当下口语文字的文字区别符号,藏文上加字和前加字以及又后加字不仅承担着历史文献性的功能,也承担着区别口语同音词的法定性符号,从而使得藏文即有了当下表音的拼音成分,也有了保留兼具历史语音特征和当下同音区别的符号特征。简单说,藏文既有表音的音素成分,也有表历史文献的表形成分,使得藏文的历史性原则和表音原则有了高度统一的文字基础。通俗讲,藏文既有汉字一样的高度表音“身旁”,又有汉字一样的“形旁”,而现有的“形旁”就是从历史保留下来的“身旁”。

  藏文的科学性又促进了藏文的法定性,也奠定了藏语的法定化变迁进程。而高度适应藏语发展需求的文字基础则反过来影响了藏语方言的分化进程。相比其他语言的方言进程,因为藏族文人,尤其人僧侣阶层对文字解释权的把握和对藏文正字法的推崇,使得藏族口语的发展中,藏语基本词汇的语音变迁没有像汉语或英语一样随意散漫进化,绝大部分藏语口语的方言都和藏文是直接挂钩或直接转换的。

  藏文的另一科学性也是和法定性紧密相关,即藏文的虚词系统一直坚守吐蕃时期口语语法的虚词。因为对古典宗教文献的高度推崇和古典文献写作能力的严谨教学,使得藏文的虚词一直没有对口语放开一石一木。历次文字厘定都是针对单词拼写的,但藏文书面虚词作为厘定禁区一直没有任何改革措施,相反,对旧有的文法进行了适当的改良性扩充和完善。而藏文传统的启蒙教育也一直对虚词有着严苛的教学。使得虚词作为一门语言的刚性结构和本质特征,以及历史性的形式传承原则保留下来。

  要说现代藏语文的教学,可能是世界文字史上的一大奇观,因为现代藏语文并没有经过任何现代化的改良改革活动,但通过小学阶段的文法教学,依然能够对藏族古典文献的语法毫无困难地进行阅读研究。这是很多文字可望而不可及的。

藏文虚词的保留,既有功能上的,也有形式上的。一门语言再怎么发展,其语法结构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单词总是可以“改革”一下,而虚词的改革却要慎而慎之。保留虚词,是保留历史原则最有效的办法。

藏文文法虚词的这种规定性也反过来影响了藏语口语的发展进程,使得藏语的语法结构变迁相对缓慢而有序进行。在语法功能层面上,虽然各个藏语方言的格标记都有多重范围的“转用范畴”,但转来转去,总是在原有的文法体系内打转,从而使得藏文与藏语方言在形式和功能上有了系统转换和理解的可能性。

 

   六、藏语文的现代性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如上所述,虽然藏文的科学性和法定性都有着很好的基础,其历史原则和表音原则有效贯彻并充分融合,但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下,把藏语文作为藏族社会人民大众的现代性生活生产的交流工具看待,仍然有许多不容忽视的小问题是我们需要正面面对的,对藏语文的现代性构建也是我们新一代藏族学人需要认真解决并重新阐述和解释的。

  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够用鸵鸟政策一味逃避,也不能以政府保障不足为由嗤之以鼻,也不能以反正能用就行的态度一贯放任,更不能以祖传的都是好东西为由拒绝进化和改良。最要不得的就是以破坏传统的扣帽子主义拒绝研究和讨论,把自己不想进步的恶习拿来打击别人很想进步的愿望,将藏语文改良研究逼入绝境断了民族生路的文革恶习。(夹杂传统恶习)

  本着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的原则,在下妄自揣度一些个人想法,这些想法都是经过对很多语文规划工作的审视和对藏语文科学性、法定性的综合思考以及众多学人在口头上经过讨论的想法整合到一起而已。

  我们对现行的藏语文审视一番,就会发现藏语有几个很重要的小问题。

其一是藏语动词的拼写厘定。

众所周知,藏文动词变化规则非常复杂,而又后加字d的取消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历史上对这个问题也没个准说,各个文法大家都有一套各自的变化表,把这个弄成一条最通用,最少量的规则和最大程度的变化形式,这是最大问题。现在问题不是简化变化形式,而是要对变化规则作进一步规则化,把所有动词的异体词全部要剔除出去,把又后加字d恢复过来,把所有动词的变化形态做一番梳理,将现有的几十条变化规则中不太规则的动词变化改成规则变化,力争把动词变化规则简化成三四条规则,这些厘定成果作为藏文的古典形式保留下来。尽管口语里有大量简化,但本着历史性原则,在历史和当下应用间弄出套规则变化表,通过小厘定,促成大传统,促进藏文拼写正字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其二是藏语口语虚词的厘定。

众所周知,藏文虚词是非自主虚词,和现代口语不沾边,是吐蕃时期的口语虚词加上后弘期宗教政权的改良确定下来的。因为藏语到现在是用的规范书面虚词,导致文言不一,在广播电视的译制和藏族学童的藏文启蒙,方言艺人口头文学的准确记录,藏族群众的日常藏文应用(微信、笔记等私人领域)等四个领域出现断裂。简易在三大方言区内各自搞一套标准的虚词记录标准,这个标准不上台面争书面语的位置,但在现实四大应用领域确实有这需要。一些藏族传统知识分子不必争的面红耳赤,口语虚词老百姓都用着,但就是没标准,所以乱的很,也对老百姓的扫盲门槛很高,用起来作用不大。如能厘定三套口语虚词标准,严格区分书面语和口头虚词的应用场合,问题就不是很大,而各个方言区的学童也可以无师自通用方言母语学习藏文入门知识,等到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再教对应的书面语虚词也不迟。

其三是藏语普通话的助词厘定。

众所周知,古典藏文的语尾铿锵有力,剪短概要,但作为文学性和媒体性的文字,现代藏语大多语尾发达,各个方言区都有各自的口语助词系统,而书面语缺少这块内容,所以可以直接吸收进书面语里而不用像上述虚词一样区分地位、场合、使用者。藏语语尾助词不仅是口语特征书面语语体的表现形式,也是一门语言在具体使用场景中细腻应用和高度情感化表达、得体性语用的语言素质。藏语书面语不光要讲求说的对,还要说的得体、舒服、感性、幽默。但对整个口语助词进行系统研究和整体取舍是必要的,为尽快实现普通话特征的藏文语体,不必各个方言各搞一套,而是从所有大方言的口语助词中归纳出一条比较可行的通用方案,各个藏区媒体统一使用,就能使得藏语的口语表现能力非常大的提高。

其四是藏文基本词汇的提炼和厘定。

传统上有藏文单词七八千的说法。现代藏文词频研究方面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多拉教授讲有六千多个,加上藏化的梵文有七千多,加上异体字正好八千多)但作为单音节性质的语言,有着结构上的语素特征,一般用不了这么多。藏文音节多,有几个原因。一是动词变化复杂,不好归纳成一个语素,变体和原型都算。二是藏文的好多特殊名词有变通写法,藏文文法叫“德布觉尔”,这个也是和文字的历史稳定性和经济性相悖的,需要着重统一其拼法,突出藏文的语素特征,一个语素最好一个拼写(除动词),引申的语素也最好有个简单可行的变通规则。把藏文的同义词作一番认真梳理,通过对方言词汇通达度的调查,确定一个四千字左右的通用核心词表。这方面蒙古文改革做的最好,把蒙文单词按通达度确定出了三千字的词表,用来统一蒙古三个方言和作为蒙文现代正字,教学成绩和社会效果都出奇地好。

其五是藏文印刷体的改良和标准。

藏文字体很多,但正式应用场合应该用楷体。虽然楷体的识读效果最好,但相对汉文和英文,藏文的排版效果一直不尽人意,对文字的视觉识别和手写简捷的区别还没有形成观念。藏文印刷楷体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识别度不高(可读性、阅读效率),因为是字母文字,所以用点号区别音节,其实音节的整体性轮廓效果不足,音节构件的重复度太高导致视觉疲劳,可以借鉴阿拉伯文字的字母变体原理,一个字母作前加字和基础字,后加字时字体可以有所区别,方便印刷体识读。(藏文本来也有这个线索,如上加字r就简化了,因为上加字只有三个,识别对象不多,占的位置多了就不符合印刷体的视觉识别原理,其识别度就差)。二是排版性不够最好。(现代书籍的可视化和文本的标记性)可以借鉴韩文的音节结构性文字的特点,把藏文再弄点方一点,因为现代藏语本质上是单音节语言,在文字阅读过程中就有大脑的默读效应,弄方了就有一些方块文字的优点,即阅和读做到同步同构,使得印刷体藏文的可读性大大加强。还要借鉴汉字形旁的特征,即把藏文里不发音的文字成分重点简化和异化,像前加字和上加字、又后加字的表音功能不强,但区别同音的符号特征明显,需要在字体上给予表现。

  总而言之,用科学性、法定性、教育性、经济性、现代性、规则化、简易化、口语化的方针,对文字本着求异存同的原则,对语音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贯彻“历史传承”和“现实应用”的纲领,探索一条通用化、规范化、古典化、标准化的藏语规划政策和理论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要充分的。

  藏语普通话,既有语音、语法(助词、虚词、动词)、语汇(常用词表、通用词表、异体词整理)、字体(印刷体、速记体)、语用(语尾、语调、敬语俭省、口语虚词)等等诸多语言内容,是关乎藏族浩瀚文献和当下百万藏族耳朵、嘴巴、眼睛的世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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